2001年12月28日，北京市政府干了一件大事：在办公系统采购中，采购国产软件红旗Linux，把微软踢出局。

2002年1月15日15:47分，一架波音767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，一位大佬走下舷梯，一头钻进了微软中国区的轿车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他要“拿下”北京，“拿下”中国科技部。

01.

不想做，就不要做了

2001年的微软，用四个字就能总结：牛气冲天。

三年前，美国司法部联合19个州，对微软发起了垄断指控。这场20世纪美国最大的反垄断案，官司打了三年，棍子抡得很高，落在屁股上却软绵绵：微软不需要拆分，只需要掏18亿美元的和解金。

▲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中

在2001财年，微软公司营收达到253亿美元，面对18亿美元的罚款，其市场垄断地位并未受到动摇。业界普遍认为，微软要想倒台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自我毁灭。

在中国市场，微软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势头，在上海签订了价值7000多万元的订单。然而，当北京市政府为提升信息化水平而准备采购办公软件时，微软中国区总裁高群耀的态度却是：坚决不降价。

微软提出的方案极为强硬：Windows XP系统不打折，尽管存在漏洞但可以修补，且购买系统时必须捆绑Office软件，否则价格将上涨。这一方案让北京官员极为不满，科技部领导与微软协调未果，最终只能无奈地告诉采购人员自行决定。

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声的名字虽然很静好，出手却一点不慈不软——既然不想好好做生意，那就干脆不要做了。

俞慈声则采取了坚定立场，如果微软不愿意合作，就放弃订单。微软拒绝了这一要求，结果在12月28日，北京市政府宣布采购方案，国产红旗Linux系统中标，微软未能获得任何订单。

微软中国区对此结果感到意外，急忙撰写了一份长达3.5万字的报告，攻击北京市政府的选择，提出60个问题质疑招标的合规性，并指责Linux开源许可是病毒。《京华时报》将此称为微软的“六十大板”，但北京市政府选择不予理会。

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，微软中国区坚持不认输，直到1月中旬，微软中国区终于向总部求援。1月15日，微软高层克瑞格·蒙迪抵达北京，试图解决这一危机。

02.

红旗漫卷西风

在“北京采购案”爆发前的七八年里，微软的操作系统横扫全球，也包括中国。

1995年，有一份软件市场分析报告，在历数了微软产品优势和国内软件公司的困境后，这份报告，引发金山软件总经理（后来的小米创始人）雷军的感慨发出了一句悲鸣：微软都做了，我们做什么？ 这份报告突显了微软从MS-DOS到Windows 3.0，再到广受欢迎的Windows 95和Internet Explorer、Microsoft Office等产品的技术实力和商业生态，几乎覆盖了国内软件行业的方方面面。

在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背景下，中国软件业很快找到了围绕Windows生态开发应用软件的出路，尽管这看似是一种“别人吃肉我们喝汤”的策略。媒体也推动了这种观点，认为应该利用国际大公司的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。这导致了金山盘古办公套件、汉王手写技术、江民杀毒软件等一系列产品的诞生，但这种依赖微软的策略本质上是拾遗补缺。

在雷军大呼“我们做什么”之后的三年里，国内IT界输得不仅口服，更是心服。《电脑报》的一位读者谙熟中国革命史，怒斥IT业从“左倾机会主义”跨到了“右倾投降主义”。

然而，微软的垄断地位并非没有挑战。1998年，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的报道揭露了美国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窃取欧洲经济情报的行为，引发了国内对微软系统后门的担忧。1999年南联盟战争中美国的信息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安全担忧。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强调了中国在自主知识产权上的薄弱，提出了“缺芯少魂”的问题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IT业开始寻找突破口，Linux系统成为了关键。这个1991年诞生于芬兰的开源操作系统，以其开放源码和无版权的特点，为中国提供了绕开微软“X86+Windows”阵营的可能性。Linux的引入归功于宫敏，他将Linux带回中国，并引起了政府和科技界的极大兴趣。在国家物资部、国家信息中心的领导和中科院院士倪光南等人的支持下，国内Linux系统企业如Xteam、蓝点、中软与红旗等开始崭露头角，构成了中国Linux的四大天王。

在北京，Xteam做出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，在深圳，蓝点汇聚了一批国内最早的极客，几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公司地址选在了赛格科技园，又选了企鹅当作自己的公司标志。在它的楼上，则是另一家用企鹅当标志的公司：腾讯。

1999年的国庆，蓝点做出了自己的Linux1.0，借着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，公司成立半年就登陆美国股市，开盘当天股价飙涨，市值超过了4亿美元，而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专门写了篇报道，标题就叫“小鬼当家”，以至于当年还很青涩的小马哥羡慕不已，暗下决心要超越蓝点。

“四大天王”虽然各具风头，但真正站在民族操作系统高岗上的，还是那杆“红旗”。

相比蓝点，红旗Linux显然更加根正苗红。在“缺芯少魂”的召唤下，体制内的科学家走到台前扛起了重任。中科院计算所的胡伟武负责中科龙芯，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则成了红旗的“带头大哥”。

三年研发苦功，“红旗”Linux终于赶在1999年发布。半年后，中科院软件所和上海联创以6:4的出资方式，共同成立了中科红旗。

尽管和微软Office的兼容性很差，有时甚至打不开历史文档。但从红旗团队到媒体，都还是很高兴：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统。红旗这个名字，读起来就寄托了民族期望——像遍插山河的革命红旗一样，遍布中国人的电脑。

在红色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孙玉芳，更是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诗词：红旗漫卷西风。

好一句“红旗漫卷西风”，在中科红旗成立一年后，北京市政府开启了采购招标，“长缨在手，缚住苍龙”的时刻到来了。

而在四大天王的格局中，没人注意到的是，远在身处腹地的湖南长沙，国防科技大学也接受了一项国家863计划的专项任务——做出国产自主操作系统。

03.

谁料兵败如山倒

在那个“红旗漫卷西风”的时代，国产操作系统似乎迎来了转机。红旗Linux的董事长孙玉芳曾向国务院办公厅提交报告，强调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安全隐患和财政负担。他算了一笔账：如果2003年中国900万台PC全部采用Linux，将节省近200亿美元。这一策略促使联想、戴尔、惠普等公司在电脑中预装红旗系统。

中国政府为履行入世承诺，开始严查盗版软件，为Linux提供了新机遇。北京副市长甚至提出将在公务员培训中加入国产Linux操作系统技能培训。红旗Linux和其他Linux系统使用量不断攀升，但人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国产Linux的用户体验如何？

倪光南指出，操作系统的成功在于其生态系统。Linux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配套软件，难以建立生态。用户很快发现，基于Linux的办公软件与微软文档格式不兼容，导致无法打开历史文件和接收文件。

北京市科委在俞慈声的领导下启动了“启航工程”，试图破解微软文档格式，但效果有限。梁宁后来反思，他们搞定了政策，却没搞定用户体验。

在口号和用户抱怨之间，微软重新进入中国市场。微软中国区总裁高群耀被替换为唐骏，他更懂得与中国打交道。微软改变策略，与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，投资国内软件企业。2002年，微软CEO史蒂夫·鲍尔默访华，带走了与国家计委的合作协议。

两年后，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，微软拿下所有操作系统订单。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李武强批评采购方案，最终采购方案被调整。在全国范围内，许多地方政府为确保微软中标，甚至按微软产品参数制定招标要求。

2005年，中科红旗董事长孙玉芳逝世，公司陷入资方和管理问题。2006年，PC企业向微软采购了价值17亿美元的订单。国产Linux应用生态依然荒芜，连QQ直到2008年才有Linux版本。许多装有Linux的电脑用户体验极差，政府和企业用户无法开展业务。

2007年，微软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了Office标准，而国产软件的UOF仅是中国国家标准。倪光南努力争取反对票，但微软以51票胜出。在国内，Linux支持者声音渐弱，用户纷纷卸载Linux，安装盗版Windows。

订单稀少、生态荒芜、用户普遍抛弃，蓝点和Xteam退出市场，红旗依靠政府补贴生存。2013年，中科红旗宣布解散，国产操作系统的旗帜在时代尘埃中落下。

04.

银河侧畔麒麟出

2006年，微软一边在下沉市场攻城略地，一边掏出一纸诉状，将Windows盗版商番茄花园告上了法庭。

这让人想起了1998年7月20日，股神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的对谈，当被问及微软的中国策略时，盖茨的回答是：

“中国人不会为软件付钱，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的。既然他们想要去偷，我们想让他们偷我们的。他们会因此上瘾，这样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就会找出某种办法让他们付账。”

当年还在金山的雷军同志，对微软有个评价：“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，人家撒网，让你来钻。”

事实不幸被雷军言中，十年时间里，微软始终不忘拽一拽绳子，到2008年，这张网收紧了。

2008年8月15日，苏州警方对番茄花园创始人洪磊进行了抓捕，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。另两大盗版商雨林木风、深度技术因此转型。

这一年的10月20日，许多中国网民都收到了微软的通知——如果使用盗版Office，电脑不仅每小时黑屏一次，还会有永久弹窗提示所用为盗版。

这场“黑屏事件”，在政府和民间都激起了轩然大波。

在前不久的洪磊案中，80%的用户投出了对洪磊的支持票，这一次的骂声自然可以想见。一周内，中国计算机学会公开声明“倡导使用正版，但反对微软黑屏”；法律界则普遍认为，微软对盗版自行讨伐于法无据。而微软“到底是怎么做到让用户黑屏”的话题，又引发了对微软系统后门缺陷的猜测。央视则适时地打出了一句口号：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

2008年的“黑屏事件”，最终以中国政府出面劝停为结果。但年近古稀的倪光南一句：“中国被微软劫持了”，既给全民留下了“坚船利炮立于国门外”的耻辱感，也呼唤起了业界对于软件自主可控，保障信息安全的热情。

十年匆匆而过，孙玉芳作古多时，俞慈声、李武强都已经退休，倪光南更是83岁的老人。但到了2022年，已经沉寂多年的中国操作系统产业，却突然因为一条新闻，而再度热了起来。

2022年4月16日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，在过去的6个月里，翟志刚等三名航天员，成为我国在轨任务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乘组。保障他们成功的操作系统，名叫银河麒麟V10。

这正是20年前“863计划”悄悄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那粒种子。

在接到任务4年后，中国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OS研发成功，这个系统的应用层参考了Linux，底层参考了Mach微内核，服务层依照的是FreeBSD系统，界面则仿照了Windows的设计。

2009年，国务院主导的“核高基”重大专项启动，银河麒麟系统项目在获得国家工信部支持，得以再次启动迭代。

这一次，麒麟团队选择了回归，只基于Linux内核做开发，理由也很简单：“作为全世界社区共同维护的系统代码，越是阳光的地方越没有病毒。”

到2016年，银河麒麟的产品取得了重大突破：从过去长达一分钟的启动时间，到与搭载IntelCPU的微软系统相差无几。

与世纪之交的茫然摸索不同，产业界对国产替代的共识更加统一，政策方的支持也更加坚定，而随着软件业生态的成熟，越来越多国产办公、财务、工业软件，都加入了支持银河麒麟的行列。那个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局面，开始出现了。

在这一次的冲击中，一只有力的手伸了出来，把银河麒麟牢牢按在了牌桌旁，那就是政府和它背后的国有体系。在政务、军队和大型国企中，银河麒麟的替代开始了，航天科工集团更是直接购买了近万套银河麒麟系统。

2019年底，由央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出面牵头，麒麟成为了其麾下品牌，公司发布的银河麒麟V10操作系统，外形上类似于Win7风格简洁易用，支持飞腾、龙芯、申威、兆芯、海光、鲲鹏等国产CPU及x86平台，在综合性能等方面比同类产品最高快四倍。

在拿到了国资委“2020年度央企十大国之重器”的称号后，银河麒麟在第二年开始席卷市场，遍布于党政、国防、金融、交通、电信、能源、航空航天、教育、医疗等国计民生关键领域。

在2020年，银河麒麟V10的软硬件兼容适配总量是3万个，到2024年11月，这个数字超过596万个。但在这项数字上，Windows超过千万。

中国操作系统这么多年下来，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起来，无非一句话：既要看得见的手支持，也要看不见的手合力。

一个产业的抗争，和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样艰辛。这场操作系统里的对决，正走在挑战巨头，冲破封锁的路上，它又何尝不需要“赛马不相马”的竞争，还需要由产业主导的排列组合，精妙的借力打力，以及“众人拾柴”式的集体冲锋。

谨以此文，献给所有为中国操作系统事业付出贡献的人。

参考资料：

[1]《微软高层斡旋无功而返》京华时报 皮钧 侯磊

[2]《北京软件采购风波：政府的无奈与微软的事实标准》商务周刊 王晓玲

[3]《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》梁宁

[4]《中国软件业立起一面红旗》城市技术监督蒋峥

[5]《中文Linux先驱陨落：另一只深圳企鹅》锐派游戏网

[6]《小鬼当家》三联生活周刊

[7]《中关村群英谱：宫敏》中关村科技园区网站 董胜

[8]《袁萌爆料：核高基背后的故事》原创IT 米晓彬

[9]《中国计算机先驱革命的十个故事》科工力量 陈辰